近日，廣西某縣有兩名偷狗賊被村民抓住后暴打示眾，不少網(wǎng)友為此叫好。偷狗者固然違法，但村民為泄憤濫用私刑，甚至索要5萬贖金才放人的做法同樣涉嫌犯罪。而高喊“打死活該”的圍觀者“痛惜狗命”，卻漠視人命，徒有虛偽的道德。

偷狗當然是違法行為，除行政處罰外，根據(jù)2013年最新的司法解釋，盜竊公私財物價值1000元以上可適用盜竊罪，如果有盜竊前科等情形，數(shù)額標準可再低百分之五十。另外就算沒有盜竊數(shù)額，2年內(nèi)盜竊3次以上依然可認定為“多次盜竊”，像此事中偷狗者帶了弩針這類可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還可認定為“攜帶兇器盜竊”。

而根據(jù)報道，這類偷狗者按盜竊罪處置的案例并不少見，如2012年浙江義烏市法院以盜竊罪判處三名偷狗者有期徒刑7個月至1年不等。還有按搶劫罪處置的，如2014年山東省臨沭縣有偷狗者盜竊未遂卻因持刀嚇退狗主人構(gòu)成搶劫罪，被法院判處3年有期徒刑。另外，如果偷狗者所用弩針、飛鏢有毒，將毒殺的狗肉賣到市場后，還可能構(gòu)成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偷狗者很可惡，但偷盜有錯，不代表抓住小偷直接暴打一頓就是對的。罪刑相適應是刑法的基本原則，小偷應受的懲罰應該與其犯的罪行相適應，而這個判定和量刑應當由司法機關(guān)根據(jù)法律決定，暴打示眾顯然不屬于法律規(guī)定的刑罰。另外即便是罪犯，也有法律賦予的人格尊嚴權(quán)，沒有人有將其游街示眾的權(quán)利。有人覺得走司法程序太麻煩，而且處置往往太輕，但現(xiàn)代法治社會之所以重視程序，很大程度是為了防止冤案。換種假設，除正當防衛(wèi)之外，如果抓住偷盜現(xiàn)行犯就可以直接痛打，那么誰來決定打到什么程度是合適的，如果因此打人致傷致殘，甚至死亡又該如何歸罪？

 

事實上，具體就此次事件而言，村民私自懲治偷狗者的行為涉嫌多項罪名，如果被追究，其面臨的指控可能比盜竊更嚴重。暴打涉嫌故意傷害，砸毀汽車可能涉嫌刑事毀壞，而扣押偷狗者并索要5萬贖金的行為不止是非法拘禁，更涉嫌敲詐勒索。根據(jù)過往案例，此類事件不乏有獲重刑的案例，如2007年山東日照有網(wǎng)吧老板抓住小偷毆打之后，向其家人索要1萬贖金，被當?shù)胤ㄔ阂郧迷p勒索罪判處3年有期徒刑，2013年廣西南寧毆打偷狗賊致一死一傷案，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7名被告人5年至10年不等有期徒刑。

 

有人認為現(xiàn)有的法律體系對偷盜行為處置不力，群眾就可以“替天行道”，痛打一頓更有直接的震懾力，還以新加坡的鞭刑為例，稱“亂世該用重典”，但鞭刑等肉刑本身就被現(xiàn)代社會認為是野蠻酷刑，違反《世界人權(quán)宣言》眾多公民權(quán)利相關(guān)的國際公約，在國際上也備受爭議。另一方面，具體以私刑處置小偷來說，當小偷已經(jīng)失去抵抗能力而繼續(xù)施暴，此時原本的受害人已經(jīng)變?yōu)榧雍θ耍�使用暴力僅僅只是報復泄憤而已。而且，當村民在憤怒之下限制偷狗者的人身自由，要求家屬付5萬贖金才放人的時候，更與正義無關(guān)，與敲詐勒索無異。

 

濫用私刑者違法，而為之叫好的圍觀者同樣藐視法律的存在，還有愛狗人又為偷狗者加了一重罪名，“這種人的命還不如狗，死有余辜”。在道德至上者的眼里，偷狗者本身就無人權(quán)可言，以暴力非法懲治偷竊違法也是情有可原，甚至以非法手段致人死亡也是“活該”。在這種邏輯里，衡量一個人的價值僅以道德為標準，有道德污點的人也就不配受法律保護，但口口聲聲以愛狗為名，卻漠視人命，這種偽善的道德觀令人費解。